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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梦七七

时间:2008-01-04 15:35:17

东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、教授  王殿元   

    距离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整整30个年头了,真所谓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。陡然翻开尘封的记忆,经历过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模糊了,但唯独关于高考的经历却总是那么历历在目、清晰可见。
    一、梦想
    俗话说,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我产生读大学的想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:家庭和中学就读的学校。
    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。爸爸是一位钳工,八级大工匠,技术非常好,曾创造一项东北地区的生产新记录。为此,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曾授给我们家一块刻有“光荣之家”字样的牌匾。但由于没有文化,他做得很苦,后来也没有什么发展。大概是尝透了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头,因此在他少有的教育子女的话中,最常说的一句就是:“多念点书吧,没有文化不行啊!”在我的记忆里,他说这句话的时候,一般不是在教导,而是在自言自语。
    其实,当时我根本不懂为什么“没有文化不行”,而我的哥哥、姐姐似乎懂。哥哥于1958年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。记得他在高考复习时,我们全家齐动员,把一间小北屋腾了出来给他,其余七、八口人挤到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南屋。自从哥哥独占北屋之后,北屋的灯就成宿隔夜地亮着。当然,有时候是看看书,累了,困了,睡着了,忘了关灯。即使是这样,一向过日子十分节俭的妈妈也从未说过他半句。
    姐姐于1959年考上原沈阳有色金属学校,属于中专。姐姐学习条件要照哥哥差许多。姐姐是家中长女,弟弟妹妹们多,洗洗涮涮、带孩子、做饭,凡是妈妈需要帮手的活都是她的。倒不是家里重男轻女,只是这些家务活好像由女孩子做天经地义。姐姐考上中专,很不甘心,掉了一些眼泪,还是硬着头皮去学校报到了。可以想象,这事也只能这样了,一是当时不时兴复读,二是一个工人家庭同时供两名大学生也很难。当然,姐姐个人十分努力。毕业分配到矿山,边工作边学习,几年后取得原东北工学院的本科文凭。她一直在矿山工作,直到退休,是我国少数一直在矿山现场从事采矿科技工作的女专家之一。
    应该说,我萌生读大学的想法首先来自家庭的影响,而我就读的中学使我追求的目标更为明确。
    我初中、高中都是在沈阳市第28中学读的。当时28中在全市不算好学校,很一般。主要考虑学校离家近,小学学习成绩不是很好,于是就到28中就读。刚升入初中,环境比较新,心就安定了许多,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出人意料地考了个第12名.正当我在沾沾自喜之际,一次课间在教室玩,当时的班主任赵老师把我叫到跟前,手搭着我的肩膀问道:“你期中考试考多少名?”我说:“12”。赵老师好象很随意地说:“要是第一多好啊!”赵老师是一位非常和善、漂亮的青年女教师,她的一句话使我产生考第一的冲动。等到期末,我还真的考了全班第一。
    也许是由于尝到了甜头,我竟在之后的整个初、高中阶段各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排名中始终保持全班第一。我现在从事教育工作,我经常想,一位教师对于学生可能是不经意的一句鼓励,而对于学生的成长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!
    渐渐地,我学习不错在全年级乃至全校有了一点名气。我曾获得初三年级(6个班300多学生)数学竞赛第一名,全校计算比赛第一名。临近初中毕业,涉及到填报高中志愿。从内心讲,当然首选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--沈阳二中。而这时,我的班主任杨老师一遍遍地同我讲,根据你的情况,考上二中没问题,将来考上大学也没问题,估计经过努力考所名牌大学也是可能的,这事已经同校长商量过,校长让动员你报考本校,将来为学校争光。为此,杨老师还特意到家做我父母的工作。我现在认为,杨老师当时这一番工作的效果,主要不在指导我如何填报志愿,而在于增强了我的自信和明确了我争取考上名牌大学的目标。
    二、梦折
    和所有同龄人一样,“文化大革命”打断了少年的读书梦。与一些人不同的是,我在其后的两次遭遇却让我的心灵遭受重创,以至于使上大学的梦想几乎彻底破灭。
    1968年,我作为一名知青被下放到辽宁铁岭东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插队劳动。一晃四年过去了,青年点陆续有人被抽调回城当工人,一些大、中专院校也开始招生。虽然当时招生数量有限,但毕竟有人被幸运的雨点儿打着,而我却被那冰冷的雨点儿无情地嘲弄了一番。
    1972年,县里分配给我所在的公社12个推荐保送上大学的指标,其中一个指标就落到了我所在的大队,于是大队推荐我去。这在当时,对于其他人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,因为既可以回城又可以上学,而对于我却未必。我一直担心我的政审能否合格。按照当时的说法,我父亲这边有点问题,但不是很大,而我母亲那边问题就大了,可以说是“社会关系复杂”,我思想上有落选的担心。果不其然,正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焦急地企盼着的时候,大队通信员黄大爷跑来告诉我,说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严助理让我到公社去一趟。我一刻也没有耽搁,尽管隐约有某种不祥的预感,还是一溜小跑,从队里到公社赶了12里山路,见到严助理。
    严助理我以前认识,本来负责文教工作,后来兼管知青。由于我经常为公社广播站写一些类似表扬本队老贫农《人老心红意志坚,继续革命永向前》之类的通讯稿件,因此公社许多干部认识我。至于严助理当时如何委婉地告诉我,全公社推荐12个人只有我一人落选,以及如何鼓励我要想开点儿,不要背包袱,等等,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,实际上在当时也没有听清楚。我只觉得脑袋越来越大,里面一片空白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踉踉跄跄地走出公社,怎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回大队的山路。
    此时正值春节刚过,辽宁北部仍然是冰天雪地。我任由肆虐的北风裹挟着积雪在我身上、脸上抽打。我望着被积雪掩埋了半截身子的枯草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,忽然想到那就是我,不由得仰头向天,长长地吼了一声“啊--”,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。
    回去的路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,等到了大队,天已经大黑了,我和衣倒在炕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,我病倒了,重感冒,扁桃体红肿,发高烧,几天颗粒未进,半个多月后才挣扎着爬起来,但与此同时,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。
    几个月后,公社抽调我,名义上做公社广播站的编辑,实际是做公社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的秘书。这要感谢严助理力排众议的保荐,不然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不可能被任用的。后来同他在一起共事才了解到,严助理“文革”前中专毕业,为人正派,工作能力很强,很早就被内定为接班人培养,只是由于家庭成份上中农而不被重用。直到“拨乱反正”之后,他才被任命为中共铁岭县纪委常务副书记,不幸此人英年早逝。了解到严助理的情况后,我才解开心里的一个谜,那就是为什么全公社下乡知青近千人,他会单独找一位被推荐上大学而被淘汰下来的知青谈话。
    转眼到了1973年。由于工作便利,我最早地接触到下到公社的有关当年的招生文件。从文件的字里行间,我意识到与往年的区别,那就是从过去的简单推荐保送转变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,所谓选拔就是考试。看到这一条,我内心有一点儿躁动,但家庭社会关系的阴霾仍然笼罩在心头。直到有一天,公社党委书记主动与我说:“今年咱们公社有7个上大学指标,你去吧。公社推荐你,估计考试你没问题。”公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爱护和热情鼓励,使我上大学的愿望再一次萌生。
  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公社委派我带领由大队推荐上来的另外6个人集中在公社会议室复习,准备应考。我从公社中学找来学生课本,一看基本都会,于是就逐章地给他们讲解。他们6个人的文化基础各不一样,没有谁读过高中,一般都是初中,但初一、初二、初三不等。有一位很特殊,只读过小学六年,是当地青年,刚刚从部队复员回乡。他人很朴实,只是文化基础太差,算数的四则混合运算都弄不太“溜”。但有什么办法呢?复员到当地农村,不给安排工作,正好赶上这“拨”,也是个机会。每当他复习吃力时就会报怨:“怎么倒霉赶上上大学这‘拨’,要是赶上进城当工人多好呀!”
    对于1973年的推荐选拔各地是很重视的。铁岭全县的推荐生被集中到县革委会招待所,选拔考试的考场设在当地一所中学,监考老师很认真。考试顺利结束后,我带着另外6个人返回公社,各自散去。在等待选拔结果的日子里,传来张铁生“白卷事件”的消息,我感受到极“左”的寒流再次袭来,我对被选拔上已不抱任何希望。形容我当时的心境,不是心如止水,而是心如灰冷。
    我非常感谢当年与我共事的公社机关的29位同志。在那段时间里,他们从不在我面前谈论推荐选拔的事,以免勾起我的伤感。特别是正式接到通知那天,全体干部在公社办公室里间屋开会,开会中间办公室尚主任出去接个电话,回来什么都没说,好像有人问,他也没讲。过后我知道了,那个电话内容就是县里正式通知,其他6人都分别被选送到哪所大学,而我再一次被甩掉了。有时候我想,如果当时尚主任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件事,我将承受怎样的心里煎熬?我深刻领会到同志们的良苦用心,他们用爱抚慰我受伤的心灵。随后,领导特批我15天假,让我回沈阳家中休息。在家中,又闹了一场病,眼角膜发炎。妈妈一再追问,怎么了?在农村有什么事吗?我竟守口如瓶,两次上大学未成的事从未向家人透露半句。
    遭受到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之后,我对上大学已不抱希望,连带的是对前途感到渺茫。于是在征得领导同意后,于1974年10月被抽调回沈阳进工厂当了工人。
    三、追梦
    我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非常晚,是从电台的新闻广播里听到的,时间大概是1977年10月23日。这个时间距离辽宁省确定的考试日期,中间不到40天。在这段日子里,要做出参加高考的决定,要系统地捡起已经扔了十多年的知识,要克服生活中的诸多困难,现在回忆起来已经不算啥了,可是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呀!
    人们常说,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在我的内心深处,由于政审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所造成的伤痕无法磨灭。我始终担心,这次会不会又是这样?会不会要在旧伤疤上再添新伤痕?然而,心里还有一中按捺不住的冲动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“人生难得几回搏”。既然自己从懵懂少年开始就有上大学的想法,现在又出现一次机会,为什么不再去“搏”一次呢?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,身边的人给我很大的鼓励。那段时间,工厂里凡是认识我的工人师傅见面就说:“你去考吧,你肯定能考上。”我的哥哥、姐姐特意从外地赶回来,表示极力支持。也许父母最了解子女的心思,他们的话是:“考吧,考不上也不寒碜”。要说给我最有力支持的当数我的爱人。当时我们的孩子只有一岁半,爱人每月工资42元,我每月工资38元,合到一起可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。可如果我考上了,由于我的正式工龄不满5年,因此不带工资,那生活就很艰苦了。爱人表示,生活苦点儿没什么,42元能养活孩子。事实上,在我读大学的4年里,就是靠爱人那42元工资和学校给的22元助学金维持生活。正是由于周围这些至爱亲朋的关心和支持,使我最终决定去应考。
    那个时候,我已经把能不能考上看得不是很重了,但实际复习准备不敢有丝毫大意。我当时复习找不到资料。听说电视台有辅导讲座,就八方打听,哪位熟人家里有电视。在那个年代,有电视的人家可谓凤毛麟角。终于我弟弟得知,他的一位小学同学家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,于是带我去求人家。弟弟同学的爸爸是一位慈祥的老工人,长年病休在家,终日电视为伴。当我们说明来意后,老师傅满口答应。临了送我们出来,说了一句话:“我就喜欢爱学习的人”。这句话字字洒在我的心头,令我感到十分温暖。
    当年电视台的辅导讲座大部分安排在下午。于是在随后的二十几天里,我每天照常上班,上午尽量表现好点儿,脏活、累活、险活抢着干,下午就找机会,偷偷从厂里溜出来。工厂距离弟弟同学家,骑自行车需要一个多小时,每次到那儿都是气喘嘘嘘,满身大汗。等辅导听完,气也匀了,汗也消了,回到家中还得骑一个多小时车。有时候工厂任务重、完成时间要求急,于是听完辅导后,还要返回到厂里把工时抢出来,目的是对同班组的师傅们有个交代。当然,晚上回到家里,复习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。
    为了给我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,爱人带孩子住到我父母家。我父母家住房本来就非常紧张,父母,弟弟、弟妹,还有没出嫁的妹妹,一家五口挤在面积只有16平方米的一间屋里,晚上睡觉需要挂帘遮挡,等到我爱人带孩子挤进来那就更乱套了。爱人和孩子离开后,我自己家确实清静了不少,可随之而来其它的问题就突出了。我当时住的是一间向亲属借的平房,顺山炕,下窖得厉害,窗台几乎与屋外地面一样高。由于屋里地势低,窝风,地灶常年不好烧,只要做饭就倒得满屋子烟。有爱人和孩子在,不管怎么样,也得把饭做熟,把炕烧热,可只剩下我自己就可以得过且过了。每天晚上回来,凉的、硬的对付一口,把身子委在炕里,搭床被子,一遍遍地看从电视上记下来的东西,大量的时候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后来天气越来越凉了,屋里一天天不见火星、不见一丁点儿热乎气儿,冷得就像冰窖一样。有一次,实在冻得没办法,就生火点炉子烧烧炕,未等屋内煤烟散尽,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感觉头昏脑胀,脑瓜仁子都疼。后来分析,是煤气中毒了,我心里直后怕。
    四、梦圆
    1977年12月1日,当我迈入考场时,心情有些激动,但没有丝毫的紧张。似乎只要能够参加考试,就已经挺满足了。至于能否被录取,由于曾经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,因此不敢有太高的期望。
    在考场上,题答得很顺利。语文、政治本来就不是复习准备的重点。因为我感觉,随着年龄增长和工作阅历的增加,好像这方面的知识相应在巩固和增长,即使在具体知识点上可能叫不太准,但在直觉判断和实际运用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所以在语文、政治两场考试中,未遇到什么障碍。当然,不是说全答对了,也许根本就不对,或者不全面,只是自我感觉良好。数学、理化(物理、化学一张卷)两科在复习准备中我比较重视。因为数、理、化这些东西平时不用,扔得时间久了,需要从头捡。另外我高中只读了二年,高三的课程根本没学过,什么解析几何,什么有机化学,一点儿不会。好在当年的命题教师很了解考生的实际,高三课程的内容在考题中基本没出。非常幸运的是,数学试卷中只有一道高三的解析几何题,是计算两点间距离,而我在看电视辅导时恰好记住了这个公式,因此在考场上只是简单地把坐标值往公式里一套,这道5分题就拿下了。还有,有机化学我只记住几个简单的分子式,而在考试中还真就用上了,这就应了那句话,撞大运撞上了。自七七年参加高考后,我喜欢浏览每年的高考试题,感觉范围一年比一年宽,难度一年比一年大,如果放到今天,我这个大学肯定考不上。
    好像时间没过多久,体检通知下来了,这下子我本来比较平静的心开始躁动起来。其中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体检入围完全是根据考试分数划定的,从中我看出在大学招生领域极“左”的影响开始清除;二是据组织体检的区招考办的老师讲,我的考试成绩不错,总分数大概340多。当年辽宁地区超龄考生参加体检的分数线是280。根据这样一个情况,我估计如果不出意外,考上大学没有问题。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,我就在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焦急的企盼中度过。
    然而,好事总是多磨。1978年春节是2月7日。进入一月底、二月初后,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出。据说当时中央有个要求,录取通知书力争在春节前送达,目的是使考生和家长以及亲戚朋友过一个愉快的春节。在此期间,陆续有某某人被某某大学录取的消息传入耳朵。刚开始我并没在意,可到后来渐渐沉不住气了。整个春节情绪一直不好,郁郁寡欢。我甚至猜测,是不是自己再一次被命运无情地捉弄?是不是自己读大学的梦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空想?如果是那样的话,就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了。
    正当我几近绝望的时候,情况出现戏剧性变化。2月15日下午,爸爸从单位打来电话,说东北工学院(现东北大学)打电话让转告我到学校取《录取通知书》,因为《录取通知书》寄出后又被退回学校了。这时我突然想起,在填写《报考登记表》时,由于内心对于被录取有那么一点儿将信将疑,因此个人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等信息都没写全。难为了东北工学院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,他们接到退函后,重新翻阅考生档案,终于间接同我联系上。我赶紧从工厂出来,骑上自行车,来到学校,见到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。当我说明来意后,那位老师问我,这么长时间没接到通知你没着急呀?我说,因为是择优选拔,我以为我不够优呢。那位老师说,你够,你被录取了!
   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,我一直处于极度的喜悦之中。有时候兴奋得半宿半宿睡不着,辗转反侧,思绪万千。我曾经问过自己,你很早就有上大学的想法,可一次次地希望破灭,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?然而今天,你如愿以偿,梦想成真,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呢还是个人的幸运?想来想去,我渐渐想明白,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由于历史的不幸造成你个人的不幸;而今天,拨乱反正,历史掀开新的一叶,这是历史的幸运,于是才有你个人的幸运。我得出这样的答案:个人的一切都离不开历史、离不开你所处的时代--这是我参加七七年高考的感悟。